蘇波說，從國際環境看，一是世界經濟增長和市場需求可能發生新變化。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全球市場需求結構出現了明顯變化，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圍繞市場、資源等方面的競爭更趨激烈，加上能源資源、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錯綜復雜，“十二五”期間世界經濟不確定性仍然較大，對我國工業轉型升級形成了“倒逼機制”。同時，經濟全球化繼續深入發展，也為我國進一步實施“走出去”戰略，提高在全球范圍內的資源配置能力、拓展外部發展空間提供了新的機遇。
二是科技創新和新興產業發展正孕育著新突破。當前，信息網絡、生物、可再生能源等新技術正在醞釀新的突破。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紛紛加緊制定和實施綠色低碳發展戰略，積極在新興科技領域前瞻布局，力圖搶占未來科技和產業發展的制高點。如，2009年美國《復興與再投資法》(A R R A )提出了電動汽車、新能源和生物、智能電網等新興產業發展計劃。目前，我國在部分新興戰略領域已取得了一定突破，把握好全球經濟分工調整的新機遇，加強戰略部署和統籌規劃，就有可能在新一輪國際產業競爭中搶占先機、贏得優勢，推動實現跨越式發展。
三是全球化生產方式主導著價值鏈的利益分配。信息網絡技術的廣泛應用有力地推動了生產方式的變革，柔性制造、敏捷制造、虛擬制造等智能發展模式日益成為世界制造業發展的重要方向。在國際分工體系的角逐中，跨國公司憑借其資本實力和技術優勢，控制全球價值鏈的整合與布局，將加工制造等低附加值環節向外轉移，牢牢掌控著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但與此同時，全球化、信息化條件下的國際競爭新格局，客觀上也為我國開放利用全球創新和要素資源，著力突破價值鏈“低端鎖定”創造了條件。
從國內環境看，一是城鎮化進程和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步伐不斷加快。城鎮化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據測算，城鎮化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將推動1000多萬農村人口進入城鎮，拉動居民消費總需求增長1.2個百分點，新增城鎮基礎設施投資1400億元。“十二五”期間，我國城鎮化率將超過50%，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居民消費結構持續升級，內需主導、消費驅動的政策取向將為我國工業持續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同時，勞動力、土地、燃料動力等價格持續上升，生產要素成本壓力加大，轉型升級的約束也在逐漸增多。
二是信息化、市場化和國際化仍將持續深入發展。信息化發展正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信息化與工業化日益深度融合。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影響工業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體制性障礙仍然存在，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仍然不足，健全與科學發展要求相適應的體制機制尚需較長過程。
三是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約束更趨于強化。我國工業粗放式發展、能源資源消耗過大、環境污染嚴重的狀況還沒有根本改變。我國G D P占世界的比重還不到10%，但消耗的煤炭、鋼鐵和水泥大約占世界的一半，化學耗氧量、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排量位居世界前列。目前，我國原油、鐵礦石、鋁土礦、銅礦等重要能源資源的進口依存度超過50%。“十二五”甚至更長時期，我國能源資源不足和生態環境脆弱的矛盾將會更加突出，對能源資源消費過快增長形成了明顯約束。
蘇波認為，總體上看，我國工業過度依賴能源資源消耗和低成本要素投入，過度依賴投資拉動和產能擴張，過度依賴國際市場的狀況已難以持續，已進入以轉型升級促發展的新階段。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發展方式轉變，堅定不移地推進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加快工業轉型升級步伐，如果行動遲緩，不僅環境資源約束的矛盾更加尖銳，而且會錯失我國面臨的重要發展機遇期，也會延誤我國建設工業強國的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