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約3000萬千瓦電力缺口，一面是內蒙古“窩電”1500萬千瓦。早到的“電荒”再度陷入尷尬。
外送電力通道建設滯后、跨區輸電能力不足，影響電力資源在全國范圍優化配置。在國內新增電力裝機西移的布局下，國內現有電網規模和結構與之不相協調，跨區送電也不能適應省區電力互濟需要。
國家電網公司副總經理帥軍慶說：“我國東部地區火電發展空間極其有限，亟需通過跨區電網從西部、北部能源基地大規模輸入電力。但目前跨區電網建設滯后，跨區輸電能力不足，東北、西北電網富余電力難以支援華北、華東和華中電網。
這其中，內蒙古電力外送所受制約最大。資料顯示，目前內蒙古西部電網只有2條外送華北電網的通道，輸電能力430萬千瓦，實際高峰段送電390萬千瓦，低谷段送電300萬千瓦左右。
盡管外送通道不暢，無法阻擋內蒙古電力裝機激增。“十一五”期間，內蒙古的電力裝機容量由2000萬千瓦增加到近7000萬千瓦。“十二五”末，內蒙古規劃火電裝機1.2億千瓦，風電裝機3000萬千瓦，太陽能發電裝機將達到100萬千瓦。
但實現上述目標的前提是，至少新建設3條特高壓電力外送通道。
電網建設滯后電廠
電網滯后于電源點建設已是既定事實。電力行業人士稱，“十一五”期間跨區電網建設并沒有如期完成，已經滯后于規劃。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力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蔡國雄說，歷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電源點建設，并未提出電網投資與電源建設協調。“盡管我們提出修改建議，但最終仍沒有得到肯定。”
國網能源研究院經濟與能源供需研究所所長單葆國說：“目前，國家電網公司經營區域跨區輸電能力為3167萬千瓦，不到公司經營區域最大用電負荷的7％，跨區電網建設嚴重滯后。”
國內電源大規模上馬出現在廠網分開之后，電網建設與電源相比處于滯后狀態。由此造成電源規劃在布局、結構上與電網規劃不協調。
中國電力工程顧問集團副總工程師佟明東說：“上世紀80年代，在全國電力建設投資中，電源與電網投資所占比例是7：3，直至”十一五“末，電網投資與電源投資逐漸持平。”
電監會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電源工程建設完成投資3641億元，比上年降低4.26%，電網投資完成3401億元，比上年降低12.53%。
目前，國內電源建設朝著更注重坑口、港口及路口電站以及大容量、高參數、大機組方向發展，未能按照電網安全穩定運行的需要，統籌考慮電源布局和結構。一旦電網結構不合理會帶來大面積停電事故、電網解列、孤網運行等重大安全問題。
“電網建設之所以滯后的另一個原因是，電網規劃建設必須通過國家發改委審批，同時需要納入地方發展規劃。一些地方未批先建電廠，使電網嚴重滯后電廠建設。沿海江蘇、浙江、廣東等地也有此情形。” 佟明東說。
上述人士稱，由于電網建設所需相關支持性文件審批及核準時間較長，加上電網建設與城鄉發展相矛盾，征地、補償等工作阻力增大，電網建設工期難以控制。
在眾多未批先建的地方電廠中，貴州發耳電廠是典型，該電廠屬大型坑口電廠，2003年在未獲得用地、取水、水土保持、環保、接入系統等批復前便提前上馬。2005年該項目因被國家四部委叫停而聞名。
特高壓成救命稻草？
盡管陷入爭議，特高壓電網在此時成為地方的救命稻草。
國家電網公司規劃，“十二五”期間在華北、華中、華東（“三華”）建設特高壓同步電網，形成“三縱三橫一環網”。
無論是送端山西、內蒙，還是受端湖北、江西等省份，特高壓成為一種期待。
2009年1月，“晉東南-南陽-荊門”特高壓1000千伏特高壓輸電線路建成，這是我國首條投入商業運行的特高壓輸電線路。
但是，相對湖北省3000萬千瓦的電力負荷，特高壓的貢獻形同杯水車薪。電源點晉東南地區因為受水資源約束，電力裝機容量亦非常有限。
日前，“晉東南-南陽-荊門”正在擴容改造，輸電能力有望翻番達600萬千瓦，可以為湖北提供500萬千瓦穩定電力。湖北省媒體稱，“此舉每年為湖北節約電煤1250萬噸，相當于增添了兩個葛洲壩電站的電力。”
缺電大省江西也在謀劃省內特高壓項目。根據江西電網規劃，2012年江西將建成武漢——南昌1000千伏特高壓交流輸變電工程，2015年將建成隴東-新余±800千伏直流特高壓輸變電工程，打通西部大煤電、大水電、大可再生能源基地的入贛通道，從根本上緩解電力供應緊張局面。
對山西、內蒙古等資源大省而言，特高壓則成為電力外送、打造能源基地的重要路徑。
山西力推“晉電外送”項目。近兩年來，山西分別與山東、湖南、江蘇各簽署送電1000萬千瓦、向湖北送電500萬千瓦的協議。另外，還計劃新增向華北送電500萬千瓦。山西“十二五”外送電市場已基本落實。
在今年兩會上，山西省代表團提交《關于支持山西煤電產業發展的建議》，該建議是山西省代表團提交的一號建議。
內蒙古更是將“煤從空中走”的希望寄托在特高壓線路上。內蒙古能源“十二五”規劃稱，如果國家電網公司規劃的七條外送通道建成，內蒙古外送電力可達6000萬千瓦，相應轉化原煤2億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