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百日潘家錚訪談錄 本網記者　韓健 　　潘家錚，一位年逾八十的老人，一位因患結腸癌剛剛接受了手術的病人，一位中外著名的水電專家。“５·１２”四川汶川大地震當天住進醫院的他，最關注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地震災情，是災區的水電站，是他為之奮斗一生的水電事業。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百日之際，記者來到他的病房進行采訪，潘老深入闡述了他對汶川大地震與水電建設問題的思考。潘老的思考與社會上某些議論頗不相同，現整理刊載于下，以供討論。 　　“水電建設對抗震救災作出了重大貢獻” 　　記者：汶川大地震發生時，您剛剛住進醫院接受治療。現在大地震已過去三個多月了，您對這場災難有什么感受？ 　　潘家錚：汶川大地震是歷史上罕見的地震巨災。傷亡之重、損失之大，震驚世界。非身臨其境者很難想象人間竟會發生這樣的災難。在三十多年時間內，中國連續遭受唐山和汶川兩次特大地震災害，這是國家的不幸，是“國難”。 　　但是，“多難興邦”，在大災難中，我們看到了災區人民不屈不撓、可歌可泣的戰斗精神，看到黨和政府作出并采取了果斷、正確、有效、透明的決策和措施，看到全國軍民緊密團結，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爭先恐后投入抗震救災的感人事跡。種種催人淚下感人肺腑的現實使我堅信，災區必將重新建起更加美好的家園。我更堅信，任何災害摧毀不了歷經千磨百劫、已經崛起于世界的中國人民，任何災害阻擋不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步伐。 　　同時，我還看到境外骨肉同胞、友好鄰邦和各國政府與人民對災區表現出來的深切關懷，他們伸出援助之手，為我們的抗震救災提供了大量、及時、真誠和可貴的援助。這使我深深感受到“血濃于水”的骨肉同胞情誼，感受到世界人民對中國的真誠友誼。我深信在民族大義的旗幟下，祖國最終必會走向和平統一，全世界必會走向和平、和諧的發展道路。 　　記者：聽說您在病床上還關心著災區水電站和大壩的損毀情況和復建、續建問題，并且進行了深入的思考。我們非常感動。 　　潘家錚：我是５月１２日因患結腸癌住院接受手術的。躺在病床上不久就發生了地震巨災。震區內的許多水電工程，有些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修建的，有些是近期修建的。我對其中部分工程多少參與過一點工作，或在審查、鑒定意見書上簽過名。水壩如在地震中出事，將引發嚴重的次生災害，因此我無法不關心。老部長錢正英同志也來電話、送資料，鼓勵我做些調研工作，因此，我請求有關單位能給我一些信息，以便分析研究大壩和水電站損毀情況，并為今后修復與續建提出一些建議。我已無法親去現場，這也是一位年逾八十，躺在病床上的老工程師所唯一能做的一點努力了。 　　記者：據水利部領導透露，這次地震中有２３８０座水庫出現險情，其中有６９座存在潰壩風險，許多人聽到這組數字后都大吃一驚。您對此有什么看法？ 　　潘家錚：我當然相信水利部發布的數據。但是必須指出，這是包括八個省市的極廣大地區的數據，更重要的是信息中沒有說明這幾千座水庫中有幾座是高壩大庫，也沒說明“險情”是什么性質的“險情”，會產生什么后果。這就容易誤導人民。 　　水庫有巨型、大型、中型、小一型、小二型種種等級，水壩有混凝土壩、堆石壩、土壩、高壩、低壩種種情況，有的“險情”非常危險，極難排除，有的并非如此。水利部統管全國水庫，必須把所有水庫都統計進去，哪怕是地方上甚或農民堆筑的小土壩形成的小水庫都算數，有些本來就是病庫、險庫。我估計這２３８０座水庫中，絕大部分是小水庫，稱得上高壩大庫、大中型水電站的只有幾座、十幾座。所謂出現的“險情”也不大，只要當地適當處理就可解決。請設想一下，這些水庫如果都很重要和危險，每座水庫得派兩位專家去研究指導，水利部就得派出４７６０位專家，如果每座水庫派出１００個人去搶險，就得派出２３．８萬人的搶險大軍。只要這樣想一下，就可以“思過半矣”。我們要真正了解和分析問題，必須弄清問題的要害，不能只看個“統計總數”。 　　這２３８０座水庫與正規的水電建設能拉上關系的恐怕極少，但由于受這組數字的影響，而且人們一提到水庫就想到水電站，以致一些媒體和文章中出現許多極端的、指責水電的話：“水電開發達到瘋狂的程度”、“腦海中浮現的只有兩個字‘貪婪’”……似乎沒有人問一問這２３８０座水庫有幾座是高壩大庫、大電站？沒有人問一問這２３８０座水庫幾十年中在供水、灌溉、發電、發展經濟中起了多少作用？沒有人問一問地震后究竟垮了幾座水庫，死了多少人？我覺得這樣的報道和評論是有失公正的。　 記者：無論如何，地震區內修建了那么多水壩、水庫是許多人過去不知道的。地震中，這些工程也確實受損或出險，因此有人認為在地震區內不應修這么多水壩和水電站，應該反思，在復建和續建中也應慎重。您怎么看這些問題？ 　　潘家錚：首先，你仍然把那２３８０座水庫都稱為在“地震區”內是不妥當的。汶川地震北京也有震感，你能把北京也算作汶川地震區嗎？實際上，震害最嚴重的是都江堰上游的岷江流域（及鄰近地區），這里算得上高壩、大庫和大中型水電站的只有四五座，把萬把千瓦的小水電也算進去，不過二十多座；在強烈的地震下，災區的各個領域：鐵路公路、房屋建筑、水利水電、工礦企業、生態環境、文物古跡……都發生了重大的甚至致命的破壞，或產生嚴重的次生災害。 復建中當然應該吸取教訓，但若因此認為在震區不應修公路鐵路，不應蓋房子住人，那就是荒謬的了。除非你打算放棄這塊國土。更何況比之其他領域，水電工程所受損失十分輕微，更沒有造成次生災害。所謂險情，多為閘門破壞，以至水位逼近壩頂或溢頂，很快就能夠解決了。如果“反思”的結論是這個地區不應開發水電，震后也不應修復，那么，這個“反思”就值得再“反思”一下了。 　　記者：地震中，災區的水壩和水電站究竟損毀情況如何？對上下游有何影響？ 　　潘家錚：我這里有一份水電顧問集團公司的“岷江流域上游各水電工程震后現場檢查項目情況”，對大小２１座水電站及水壩的震害做了詳細的調查。從材料可知，人員傷亡是非常少的，主要的破壞是變電、輸電架構和送出線路的倒塌、送電中斷；機電設備、儀表、通訊、備用電源的損壞；其次是邊坡崩塌，交通中斷；泄洪設施的閘門、啟閉機或結構的破壞，導致不能正常啟閉泄洪；引水系統的露天部分，如進水口塔架、壓水管道也有個別淹埋、損毀情況；廠房圍墻和生活設施倒塌。至于至關重要的大壩，我們舉離震中最近的兩座高壩——沙牌碾壓混凝土拱壩和紫坪鋪面板堆石壩為例，前者未出現明顯破壞，后者壩體有些沉陷，面板脫空錯位，壩頂、壩后防護設施有所破壞，完全不影響大壩整體安全，而且容易修復。對水電站來說，這些當然都是重大損失，但和其它系統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更重要的，這些損失全是系統內部損失，對上下游沒有產生次生災害，相反，水電對抗震救災作出重大貢獻。有些水電站在地震中一直維持供電，許多水電站在震后很快恢復對災區供電，水庫形成的深水航道是震不垮的生命補給線。強大的主電網也迅速修復供電，為災區送去光明、希望和動力（電力系統的恢復是最快的，得到國家發展改革委和國家領導人的肯定）。許多媒體對電力部門的貢獻只字不提，一味質詢為什么要在災區修那么多水電站，我認為是非常不公正的。 　　記者：我還要問一下，現在震區水電站都在復建和續建，有人認為是“瘡疤未好就忘了疼”。不進行反思，不遵照國家的復建規劃，倉促復建水電站是否合適？ 　　潘家錚：各行各業的復建都應遵照國家的復建計劃進行，但水電站有它的特殊性，它的站址不是可以任意挪動的。目前檢查說明，沒有一座水電站已無法修復，需要放棄、拆除或另建。主要是一些輕微震害，完全可以視具體條件修復，實際上也稱不上“復建”。 　　震區自然資源較少，水電是該區的可貴資源。水電又是可再生的清潔能源，開發和修復水電樞紐，既符合當地利益，更符合國家利益。現有這些水電樞紐都經過多年艱苦努力得以建成，未損害生態環境，已安置好移民，修復各水電站是理所當然之舉，怎能稱為“盲目復建”，更不是“瘡疤未好就忘了疼”，而是符合地方和國家利益的正確措施，應盡早全部修復發電。我相信國家的復建計劃中一定會考慮水電的這些特點的。事實上，８月１３日公布的《國家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總體規劃》（公開征求意見稿）中就明確要恢復重建紫坪鋪等大中型水電站１２９座，裝機總容量７００多萬千瓦。 　　記者：震區水電站的復建是否應考慮提高設防烈度呢？在復建中應吸取什么教訓呢？ 　　潘家錚：在發生汶川大地震后，震區的地震基本烈度是否要調整，這是要由國家地震權威部門考慮決策的事，我不便置喙。 　　但對于震區水電站的修復，我覺得沒必要去提高設防等級。理由很簡單，他們都已經過了遠超設防烈度的強震考驗，未曾破壞，容易修復，何必畫蛇添足地再去提高設防烈度。更何況一次大地震爆發后，積蓄的地下能量消散殆盡，再次積累需要很長時期，一般也不會在原地發生。這道理是明顯的。 　　應該吸取的教訓和改進的地方，是對那些在強震中最易破壞的部分進行改進，或加強結構，或改變型式，大大提高其抗震能力。如：變電站的構架、送出線路的桿塔、設備儀表的保護、閘門的啟閉系統、壩頂壩面防護結構、進出交通道、壩肩上下游的邊坡、地下廠房結構、開敞式的引水結構等等。 　　記者：近來社會上對“水庫地震”議論紛紛，您對此有何看法？ 　　潘家錚：顧名思義，水庫地震是由于修建水庫引發的地震。水庫不可能在地層內“制造”地震，只能對已具備發震條件的部位施加影響，使之提前發生。所以很多人稱之為水庫誘發地震，地震界似更傾向于用“水庫觸發地震”一詞。 　　水庫觸發地震是并不罕見的現象，雖其機理還不能完全闡明，現在較公認的看法是水庫及大壩的重量在地層內產生附加應力，以及庫水沿斷裂下滲，降低了斷層的強度為主要因素。這些因素對深部地層的影響是極小的，所以絕大多數觸發地震都是淺層微震，一般要用儀器才能測到。水庫觸發較大（６~６．５級）構造地震的實例極少，全球也只有４例（包括我國新豐江水庫）。 　　水庫觸發地震的特性，一般可包括為：（１）多為淺層微震，有些是溶洞、礦井的塌落產生；（２）震區范圍很小，衰減很快；（３）在蓄水初期發生較多，隨時間而逐漸減少。 　　在建設高壩時，對水庫會不會觸發地震、觸發地震可能出現的地段、最大震級以及影響，都要作深入調研評估，提出結論。多年的實踐經驗說明，這類評估的結論是可信的，一般偏于保守，可以作為設計依據。 　　“紫坪鋪大壩建設在壩工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記者：但有人認為汶川大地震的發生“不能排除紫坪鋪水庫的誘發影響”，您是否同意？ 　　潘家錚：汶川大地震是由于巨大的地殼活動，在斷層帶內產生極高的地應力和能量，經過千百年的積累，達到臨界狀態而最終瞬時爆發釋放的一場特大天災，是人力難以防止阻擋的，這應該是國際、國內地震界的一致看法。紫坪鋪水庫對它起的影響（如果說有影響的話），實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世界上也從未發生過水庫能觸發８級構造地震的前例。即使是最想把紫坪鋪和汶川地震拉在一起的人，也只能含糊地講一句“不能排除”而已。我們應該信任專業地震專家們的意見。我不認為紫坪鋪水庫與汶川大地震的發生有什么聯系。 　　記者：但是也有“一根稻草壓死一頭駱駝”的說法啊。 　　潘家錚：任何比喻都有失當之處。“一根稻草壓死一頭駱駝”，這是把斷層帶比作駱駝，把斷層帶所受地應力和積累的能量比作駱駝所受的負重，而把水庫的影響比作稻草。這個比喻認為，駱駝雖然很累，但還能扛住，加上根稻草就壓垮了。應該知道，斷層帶內承受的應力和積累的能量是在不斷增長的，而且增長的速度愈來愈快，不論加不加稻草，這只駱駝是必然要被壓垮的。所謂“逃得了初一逃不過十五”，而且越到后來，壓垮得越慘。 　　記者：也有人把大地震比作一枚定時炸彈，水庫的修建起了觸發作用。 　　潘家錚：這個比方尤其不妥，定時炸彈不僅所含炸藥是一定的，不會不斷增加；而且不觸發其定時機構是不會爆炸的，這和構造地震的形成和爆發無任何相似之處，否則，紫坪鋪大壩要對幾十萬死傷同胞負責了。絕對不能接受這種荒謬的比喻。 　　如果一定要打個比方的話，我覺得不如把整個斷層帶視作一個巨大的高壓鍋爐，正在不斷加熱（地殼活動），爐內壓力不斷增高。鍋爐壁上布滿大小裂紋（斷層）。爐內壓力達極限時，最薄弱的一條大裂紋先開裂，高壓蒸氣噴發而出（主震），然后其它裂紋也陸續裂開，釋放能量（余震），直至爐內壓力全部消除，復歸于平靜。 　　修建水庫好比在爐壁外壓一點水，如果說這也有影響的話，也只是起了個提前釋放的作用。所以退一步講，即使“不能排除紫坪鋪水庫對汶川地震的影響”，從總體上看也減少了主震釋放的能量。否則，汶川地震的震級就不是８級，而是８．１級，甚至８．５級了。釋放的能量不是１０７０顆美國投向廣島的原子彈，而是１５００顆～６０００顆了。不僅災區人民將蒙受更加慘烈的災難，整個“成都市夷為平地”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了。 　　記者：您認為大地震能預測預報嗎？有人說地震的中長期預報還是可信的，您怎么看？ 　　潘家錚：目前學術界較公認的看法，構造地震是由于地殼的活動，在一些大斷層及附近地區產生了地應力和能量，經過長期的積累，達到斷層能承受的極限時，斷層突然錯動、撕裂、擴展，使積蓄的能量瞬時、集中釋放的現象，這是一個從緩慢變化到突然爆發的長期過程。一場大的構造地震釋放的能量是驚人的（如汶川主震釋放的能量相當于１０７０枚廣島原子彈）。這個過程是人類難以阻擋的，只能盡量減少損失。 　　從理論上講，我們如能在可能發生地震的斷層帶內探測到地層深處（數十千米下）的地應力變化和能量積累的過程，探測到斷層不斷變形和其強度不斷削弱的過程，探測到斷層逐漸被撕裂、錯動時發出的訊息，觀測到在這一過程中地表地形出現的細微變化，加以綜合研究分析，再結合從實踐獲悉的各種臨震異常現象，我們就有可能在數日前（哪怕數小時也好）發布臨震預報（通告大致的震中位置、震級和時間）。不幸，目前的科技水平離上述要求太遠，在可預見的時期內，人們恐怕還做不到，我們只能期望這一天早些來臨，而不應苛求或斥責地震界。 　　當然，專家們可以根據對斷層帶的歷史發震情況和地質的研究，就今后可能的震中位置及震級提出些看法。有人稱之為“中期預報”。應該歡迎這種意見的發表，總是一家之言，可供參考嘛。但實質上這只是個別專家的一種“推斷”和“見解”，缺乏有力的根據。嚴格講，是不能稱為“預報”的，也談不上“可信”與“正確”的問題。 　　至于說“長期預報”，地震是地應力不斷積累、釋放、再積累、再釋放的過程。作為一種概率性的預測，預測的時段愈長，發生大地震的可能性也愈高，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如果一位專家預測“某地震帶在今后一千年內有發生８．５級強震的可能”，這能算是預報嗎？對實際工作有任何意義嗎？所以我一般不去理會那些所謂的長期預報。 　　記者：紫坪鋪大壩設防烈度是８度，實際發生的烈度達１０度以上，有人對此曾提出過不同意見，未被重視。您覺得設計及地震部門有無失職之嫌？ 　　潘家錚：紫坪鋪大壩是嚴格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基建程序和行業規程規范建設的。在抗震設計方面，場地烈度和地震動參數都以國家頒布和修訂的“區劃圖”為基礎，并針對工程的重要性和具體條件進行更深入的分區研究評估，最后確定在基本烈度上提高一度，按８度設防。這些都經過逐級審查批準。 　　至于說有的專家曾提出過紫坪鋪壩址可能是未來大地震中心的意見，這是個別專家的看法。專家們寫論文發表是自由的，不負法律責任的。而地震部門如要采納這種意見牽涉面極廣，需要更多的依據，設計部門要采納則需付出巨大的代價，這和寫論文性質完全不同。沒有采納個別專家的意見，不存在“失誤”問題，只能說紫坪鋪大壩建成后遭遇了超過設防標準的強震。否則，如果采納了個別專家的意見，大大提高設防烈度，而未發生這種強震，難道能追究專家“謊報軍情，造成巨大投資積壓”的責任嗎？ 　　我不理解有些同志總是揪住“紫坪鋪大壩設防烈度低于實際發生的烈度”這一點不放，而不考慮另外一個事實，即：由于精心的設計、施工和管理，緊鄰震中的大壩在遭到千年不遇的特大天災下巍然無恙，出現的一些破壞是輕微的、容易修復的（實際上已經修復了），而且震后迅速恢復發電，為防止上游堰塞湖潰決提供巨大調蓄庫容，保證從都江堰到成都市數百萬人民安全，也為今年成都大平原的豐收提供保證！紫坪鋪大壩的建設者們為抗震救災立下了巨大功勛，創造了中國奇跡，在中國和世界壩工史上寫下光輝的一頁。溫家寶總理在紫坪鋪工地對這座大壩的過硬質量和發揮的巨大作用作了充分肯定，就是對您所提問題的最好回答。 　　“汶川地震后我對西南地區建設高壩的信心更強” 　　記者：據網上消息，有４６位專家聯名提出一個建議書，《建議對西南地質不穩定地區大型水壩安全性進行重新評估》，在此前呼吁暫停在西南地質不穩定區批建大型水壩。對此您有什么看法？ 　　潘家錚：我充分理解專家們的憂國憂民心情。在汶川大地震后，對西南地區在建高壩的抗震問題補充做些研究也很必要，但不贊同“吁請暫停在西南地質不穩定區批建大型水壩”的提法。 　　首先，地震是一種罕遇的、不確定的、無法預測的事件。抗震設計其實是一種風險設計，是在投入和風險間做個合理選擇。不要指望通過評估能對“安全性”得出個“絕對”和“唯一”的結論。“再評估”只能按國際通行的、目前常規的方式進行，這類評估實際已進行多次了，再次評估，即使提高了個別工程的設防烈度，也不會使某些專家安心。如果根據個別人的推測、判斷、“預報”來評估，又缺乏科學依據。這種事爭論３０年、５０年也不會有結果。這就不是“暫 停”，而只能是“長期停止”西南地區的水利水電開發，這對西南和全國的建設與發展來講是不可接受的。 　　其次，即使停止了水壩建設，也解決不了、甚至加重了地震災害。看一看汶川大地震的實際，緊貼震中的兩座高壩都安然無恙，真正發生險情的是山坡崩塌形成的天然壩和堰塞湖。只一座“唐家山”，國家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搶險，要動遷下游近百萬人民。西南其他河流情況不比岷江上游好。１９６７年雅礱江中游發生的唐古棟大滑坡（當時并無地震），完全堵塞了大江中下游斷流，形成罕見的天然壩和大水庫。這座天然壩潰決時，洪水以幾十米的水頭和每秒幾十米的高速橫掃下游數百千米。可以設想，在這些流域上發生汶川式甚或更大地震時，將形成多少座十倍百倍于唐家山的堰塞湖，國家、政府將如何去搶險救災，如何疏散動遷人民？ 　　辦法只有一個，抓緊大力開發水電，修建震不垮的能調控水資源和洪水的高壩大庫（目前雅礱江上正在修建三百多米高的錦屏大壩），迅速發展流域經濟，動遷必要的移民，全面改變流域面貌，全面提高人民素質，這才能為應付突發性災難提供條件和基礎。采取回避政策，停止發展，絕對不是出路。 　　記者：有人說，現在各單位到處跑馬圈水，西南水電開發無序，已經過“度”了，您同意這個說法嗎？ 　　潘家錚：國家早已明確，流域的開發應該遵循河流的綜合規劃和相應的專業規劃有序進行。過去一段時期確實有些“亂”，現在基本上塵埃落定了，我希望同一流域的各開發方，能在政府的指導下，通過協商協調，組成共同管理機構，進行有序和優化的開發運行，使各工程能發揮最大最優的整體效益。 　　批評水電開發“過度”，也是當前的時髦提法，孔子說過“過猶不及”，凡事有個“度”嘛。問題是：這個“度”定在哪里，又由哪家權威根據什么原則來定呢？美國田納西河梯級一個接一個，開發堪稱過度，而就是這過度的開發帶動了全州的經濟大騰飛、大轉型，使美國最貧窮落后的州一躍成為最發達的州之一。 　　挪威、瑞典、瑞士這些國家水電開發接近１００％，阿爾卑斯山區的水幾乎每一滴都集中起來利用，挪威全國的電力幾乎全由水電供應，也沒聽說誰指責他們開發過度。中國西南水電開發度恐怕不過１０％左右吧，現在就指責過度開發，似乎早了一點。 　　我的想法，還是從每個流域每條河段的實際情況出發，該開發就開發，不該開發或弊大于利的就不開發，這比簡單地反對“過度開發”也許更合適些。 　　記者：接受汶川地震的教訓，目前在西南修建的高壩大庫的設防裂度是否應提高一些為妥？ 　　潘家錚：根據國家法律，制定全國地震基本烈度區劃圖和地震動參數區劃圖，并及時修訂，是國家地震權威部門——國家地震局的職責。這些參數是大壩抗震設計的基礎性依據，在此基礎上，通過進一步的評估，來確定大壩的設防烈度，后者也要得到權力部門的批準。 　　在汶川大地震后，如何對區劃圖進行修訂，相信地震局會有全面的考慮和安排。我們要相信地震局，這里不僅集中了全國最權威、最專業的專家，也擁有最完整的歷史地震資料。幾十年來，他們為制定科學合理的區劃圖進行著不懈的努力。如果問我這個外行人的看法，我不認為在某一地質單元發生特大地震后，全國各區的基本烈度都有全面提高之必要。 　　但鑒于西南正在建設一批高壩大庫，影響巨大，為吸取汶川大地震的教訓，我也完全贊同對這些高壩的抗震安全性作進一步評估。實際上，有關領導部門和單位都在開始工作了，一些新的規定也在擬訂和審批發布中。 　　不過，我的考慮重點不在提高某些工程的設防烈度（經評估認為應調整的當然應該調整），而應放在對少數關鍵性高壩作些“極限分析”，即設想這些高壩如果遭遇意想不到的超標準大地震（所謂最大可信地震、極限地震）會是什么后果？這不是常規的設計情況，不要求滿足常規要求，允許出現不同程度破壞，唯一要求是不垮。其次是能迅速脫離險情（例如能迅速放低水位），以利修復，保證安全。地震雖可怕，只是十幾秒鐘的過程，我們如能探索大壩在這短短瞬間中的表現，弄清它的薄弱環節，針對性地予以加固、優化，采取有效的抗震除險措施，建成一座震不垮的水壩，這比提高一點設防烈度也許會令人們更放心一些。 　　記者：最后一個問題，在西南地震帶上修建這么多高壩大庫，您是不是感到有些擔心和不安？ 　　潘家錚：做任何事情都有風險，何況是修建高壩。尤其目前世界上真正經受過強震考驗的高壩實例太少。我們只能盡當前科技水平，盡量把工作做深做透，多向壞處想，多留余地，使出事風險率減到最低。這也是汶川大地震后我特別關心緊鄰震中的紫坪鋪、沙牌兩壩安全的原因。 　　當科技水平不斷提高，實踐經驗不斷積累，風險度不斷降低，擔心的成份也就愈少。汶川大地震中兩座壩的實踐，使我深切體會到按現代理論研究、設計、施工、管理所建成的大壩，具有驚人的抗震潛力，當然還需要作進一步研究，但確實使我信心倍增。 　　西南地區一些在建的大壩，其壩高、庫容確實比紫坪鋪、沙牌更大，但相應的研究、分析、優化工作也要深入得多。就瀾滄江上２９２米高的小灣拱壩來說，我們已不知多少次建議或要求業主、設計院和科研單位做過深的研究，進行反復的分析和優化，也不記得開過多少次咨詢會議。每次分析的“單元數”都是幾十萬個，連震動中拱壩施工縫的開合影響都要考慮在內，至于抗震措施、施工質量、工程管理更達到一流水平。人們如果看到那汗牛充棟的研究試驗報告、計算設計文件和會議研究討論成果，會難以相信建設一座壩竟然要做如此多的工作。小灣如此，其它工程也莫不如此！因此，汶川大地震后，我對西南地區建設高壩的信心更強，擔心更少。我深信，在西南的高山深谷中即將涌現出一大批高與天齊，沖不倒、震不垮的大壩，千秋萬代為民造福。